2026年10月初，刚结束访华行程的日本前外务大臣岩屋毅在日本国内公开表态，承认中日关系陷入僵局的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 岩屋毅甚至提出，日方应该重新确认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用这种方式实质性撤回此前涉台的挑衅言论。 从高调干涉中国内政，到如今资深政客公开认错，日本显然是在中方的强硬反制和巨大现实代价面前撑不住了。 2026年9月底，岩屋毅以资深众议员身份来到北京，同王毅外长举行了面对面会谈。在这场会谈里，中方的态度极其严肃明确，王毅外长当场指出，解铃还须系铃人，当前两国之间的信任赤字和外交停滞，根源就是日本领导人多次公开发表涉台错误言论。 面对中方的严正表态，岩屋毅不仅没有进行任何抗辩，反而在会后向时事通讯社等媒体公开透露，他提议两国重新确认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并以此作为撤回日本此前一系列错误言论的折中方案。 回到日本之后，岩屋毅更是打破了自民党内部长期的政治沉默，在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直接把矛头对准了高市早苗等右翼政客。 岩屋毅直接坦白，高市早苗此前在国会答辩中脱稿发言，擅自将台湾问题同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直接挂钩，他在现场听到这番表态时深感震惊。 岩屋毅还在采访中公开批评当前日本内阁提出的外交口号，明确指出日本就是一个中等国家，根本没有必要硬装成世界大国，应当认清自己的真实体量与国家定位，而不是在对外关系中过度张扬。 日本政客现在密集出来认错，完全是因为自己挑起事端之后没办法收场。 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高市早苗为了争取日本保守派选民的选票，在涉华议题上一味展现强硬对抗姿态，紧紧跟随美国炒作安全议题，甚至公然越过中方划定的政治红线。 结果中方直接暂停了两国高层之间的实质性互动，同时在经贸合规审查、海空战备巡航等各个领域展开针对性反制。 日本内阁既拿不到预期的外部援助，又无法承受同最大邻国全面交恶的经济后果，国内各大产业界和在野党的问责声音越来越大。 面对巨大的现实压力，日本执政当局只能让岩屋毅这样的务实派政客出面放软话，试图用一句重新确认历史声明来蒙混过关。 但问题是，挑衅言论是日本政客自己公开发表的，外交事端也是日方主动制造的，中方绝不可能仅凭几句毫无成本的口头表态就做出实质妥协。 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当选日本首相，仅仅用了84天时间，就彻底完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全套谈判。 当时日本自民党内部的亲台势力极力阻挠建交进程，右翼极端分子甚至直接对田中角荣发出死亡威胁。 在1972年9月25日清晨，田中角荣为了防备右翼分子的暗杀袭击，没有乘坐常规汽车出行，而是乘坐直升机直接飞往羽田机场，随后毅然带队飞抵北京展开谈判。 1972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与田中角荣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 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这里所明确引用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条，具有最高级别的国际法约束力。 该条款明确规定，《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日本的主权必须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盟国指定的其他小岛之内。 在联合声明签署的当天下午，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立刻举行中外记者会，正式向全世界宣布，由于日中邦交实现正常化，所谓的日台条约已经彻底失去存在的意义，宣告终结。 五十年前的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顶着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与安全风险，用白纸黑字的条约彻底废除了同台湾当局的一切官方联系，为日本赢得了战后数十年的和平发展环境。 反观今天的高市早苗等日本右翼政客，为了个人在党内的竞选利益和极右翼阵营的选民选票，公然否定前任首相确立的政治原则，把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拿来当作选票工具进行消费。 这种背弃历史条约的行为，不仅违背了国际法中条约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则，也彻底丢弃了作为一个国家应有的契约精神。 日本右翼政客以为跟在外部大国身后叫嚣干涉，就能提升自己的防务自主地位，但残酷的现实证明，违背政治承诺所带来的所有严重后果，全部落在了日本自己的财政、产业和普通国民身上。 在防卫开支方面，日本彻底打破了战后长期恪守的防卫费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1%的限制。 为了配合外部大国的军事部署，日本政府耗费巨资从美国采购了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把大量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直接部署进与那国岛、石垣岛和宫古岛。 日本政府强行把这些距离中国台湾极近的岛屿转变为前沿军事据点，直接引发了冲绳当地民众和地方官员的长期强烈抗议。 冲绳民众多次前往东京举行抗议集会，明确反对自卫队将西南诸岛变成未来爆发武装冲突时最先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危险区域。 在经贸合作领域，日本承担的经济代价更是实打实的。中国常年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进出口贸易额每年维持在3000亿至3500亿美元之间。 日本政府为了配合外部大国的遏制策略，对23种尖端半导体制造设备实施出口管制，直接限制了东京电子和尼康等日本核心制造企业对华正常供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