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2月22日，根据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的沪剧《红灯记》在上海红都剧场公演。正在上海治病的江青观看了这场演出，她后来回忆说：“对这个剧本，我是既喜欢，又不喜欢。喜欢它，是因为它写好了几个革命英雄人物；不喜欢它，是因为它还不是从生活出发的，没有写清楚当时的典型环境。” 江青 不久以后，江青向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的林默涵推荐了《红灯记》的剧本，建议将其改编成京剧。江青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当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戏剧要推陈出新，要出社会主义之新，不应推陈出陈，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们的丫头保镖之类。”如果《红灯记》能够成功改编成京剧，那江青就是贯彻了毛泽东的指示，可以捞取政治资本。 林默涵仔细看过剧本后，觉得不错，便找来中国京剧院总导演、著名剧作家阿甲及中国京剧院的几位领导商量，大家一致同意改编这个剧本。林默涵指定阿甲亲自改编剧本，阿甲便和另一位剧作家翁偶虹合作，在1963年年底将京剧本子改编完成了，并根据林默涵的要求亲自执导排演。 阿甲把前五场戏排成后，根据林默涵的建议，专门请文艺界人士前来观看排演，大家看后都觉满意，并热情地提了很多好意见。推荐剧本后再没有在排练过程中露过面的江青，也出乎意料地专程从上海回京观看排演，她看后很受感染，尤其在看第五场“痛说家史”时，还摘下眼镜，轻轻抹去眼角的泪珠。 演出一炮打响，这使剧组备受鼓舞，他们一鼓作气拿下了后几场的排演。《红灯记》全戏排完后，周恩来在百忙之中抽空前来观看，并对这个戏大加赞誉。 几天后，江青却突然把京剧院副院长张东川和阿甲、李玉和的扮演者李少春等人叫去，她一反常态地批评道：“你们怎么搞的，把我的戏改坏了！” 张东川和阿甲面面相觑了好一阵，才敢问江青：“江青同志，哪里改坏了？” “我的感觉，这出戏的精神你们还没有吃透。”江青似乎一时也说不出个名堂：“比如说吧，监狱那场戏，哭哭啼啼的，情调不对，要改成刑场斗争嘛！还有，李玉和的形象被李奶奶压了，不够突出，这怎么行？你们要给他加戏加唱，他是主角嘛！再比如‘粥棚’接头戏，你们怎么就把它删了？” 原来阿甲等剧组人员对《红灯记》的改编成功，使江青见“桃”眼开，但又不便强夺，她就随心所欲地横加挑剔，要求阿甲修改剧本，美其名曰“千锤百炼”，实际上是削弱原改编者的影响，凸显她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这就是她的“《红灯记》战略”。 阿甲 江青的横加干预，给阿甲等人造成了极大困难。百思不得要领的编导人员和院领导专门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对江青的意见进行了认真分析，最终大家对江青稍有道理的意见根据剧情需要进行了合理的修正，至于“粥棚”戏以及铁梅与爹爹、奶奶催人泪下的情感交流，大家都不同意盲目修改。 1964年6月，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开幕，《红灯记》演出时，只在一些无关大局的地方做了些小的修改，大处依然故我。 江青见阿甲等人并未按照自己的要求修改剧本，极为愤恨，一天晚上，她气急败坏地跑到周恩来那里，大发脾气，无中生有地说：“文化部领导不尊重我，京剧院阿甲他们也不听我的意见，把一部好戏改坏了……” 直到天快亮了，周恩来见江青还要纠缠下去，只好对她说：“这样吧，你先回去休息。这事我叫林默涵来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 次日，周恩来的秘书许明给林默涵打来电话，要求调《红灯记》的有关材料，并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她还说：“总理说要你抓，你若抓不好，他亲自抓！” 林默涵连忙表示：“这样的事情怎么好麻烦总理呢？我一定努力抓，把它抓好，请总理放心。” 此后林默涵为了精益求精，亲自率《红灯记》剧组去上海学习，观摩沪剧《红灯记》的演出，回到北京后，他又和剧组一起加工修改剧本，最终终于按照江青的要求改好了。 林默涵 1964年11月6日晚，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京剧《红灯记》的演出，这天江青也来了。演出深深打动了毛泽东，他在看“痛说家史”、“刑场斗争”两出戏时，眼角渗出了泪水。演出结束后，毛泽东问林默涵：“这个戏是你发现的吗？” 林默涵回答说：“我可不敢掠美，戏是江青同志发现的。”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陪同会见演员的江青更是掩饰不住一脸的高兴——很显然，毛泽东已经默认了《红灯记》是“她的”戏。此后江青指令《红灯记》剧组到各地演出，扩大影响。 《红灯记》剧照 1965年6月1日，江青在给云南省京剧团的“指示”中自吹自擂地说：“为了使《红灯记》的思想性、艺术性比较统一，比较高，我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的。因为京剧院的同志都是搞老戏的，他们本身既缺乏工农兵的生活经验，缺乏革命斗争经验， 所以他们不能接受我的意见。” 1966年“运动”爆发后，江青将阿甲打成了“特务”，她还说：“阿甲是个叛徒，也可能是个特务。要彻底打倒他，他就把这戏搞成修正主义的。”在那个特殊的年月，江青利用手中控制的强大舆论工具在全国上下大造舆论，欺骗了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