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媒体人小编化，转通报机器化，这个过程，很多媒体证明了自己的无足轻重，证明了自身在此种事务中作为一个机器人的存在感，成为这类通报的复读机，无能在通报外提供事实附加值，体现媒体与新闻的尊严。这种专业的尊严，一方面让公众有依赖，一方面让这种通报在被反转打脸的时候，能守住媒体和新闻的脸，而不是把脸凑上去一起挨打。 吐槽青年出品 昨天上午，很多媒体的公号突然集中推送一篇文章，题目很有游街式冲击力：《原央视主持人阿丘，被通报》——指名道姓，带上前东家，阿丘犯了多大罪？突然被这么多媒体推送，标准堪比高官落马的全网通报规格。仔细读了一下，原来转的都是“广西桂林中华文化促进会”的一个通报，称阿丘在收费活动过程中擅用“中华文化促进会”等名义开展宣传、为活动做信用背书，对社会公众造成明显误导。 当时看到媒体转发的这个通报有好几个疑问：1，冠以中华之名的协会，怎么由广西桂林的协会来宣示主权？一个地方何以能冠名中华，要捍卫协会名誉，也应该由能代表中华符号的总部来发通报啊。2，经核实，是向谁核实、如何核实的，确凿的事实证据在哪里。3，为何只有通报而没有更多事实信息，没有媒体采访阿丘及活动主办方，缺乏基本的信息平衡。一个名字怪怪机构的“严正声明”，怎么就被媒体完全采信，形成游街式的通报羞辱，没有人去采访另一方。 我看了一下时间点，相关机构的通报是前一天晚上发布的，各大媒体“转通报”是第二天上午，中间隔了10多个小时，媒体完全有时间就通报信息进行采访，阿丘是一个活跃的自媒体博主，拥有强社交网络的前媒体人，在很多平台都有账号，找到他采访他并不难，他“被通报”后也有回应舆论的诉求。可是，全网似乎没有一家媒体采访阿丘，蹲通报，转通报，把通报当成了一锤定音的判决，以近乎让一个人社会性死亡的方式进行铺天盖地的通报羞辱。做媒体的人，应该知道全网以《原央视主持人阿丘，被通报》的标题挂一个人，会产生怎样的游街与羞辱效果。 幸亏有自媒体，幸亏一个人拥有自己的麦克风，有自证和澄清的能动渠道。10月1日14时许，阿丘本人回应“被通报”，表示此次活动符合规定，不存在所谓“冒用名义”的情况，桂林文促会发布的公告涉嫌严重侵犯其名誉权。很快，10月1日15时许，中华文化促进会文旅创新工作委员会发布声明，澄清阿丘以该工委会常务副主任身份出席活动并致辞，属于正常履职工作，无需地方分支机构报备，全程合规合法。1日晚间，被打脸的桂林文促会发布“致歉信”，称未全面核实、未向当事人核实就发布了通报。 桂林文促会被打脸，脸打得啪啪疼，同样感到疼，应该还有统一以《原央视主持人阿丘，被通报》标题进行游街式转通报的媒体，没有一家核实，没有一家采访阿丘。当然，通报被反转了，也没有一个道歉，甚至不少媒体连错误的通报都没有删除，让互联网保留着这种仍然对当事人形成羞耻的信息痕迹，智能体下一次检索类似事件时会将这种错误报道当成官方信源，让一个人终生蒙羞。 桂林文促会应该被追究责任，站到审判席上，同样，相关媒体也应该承担责任，不能以“我们只是转通报”“我们只是众多转通报媒体中的一个”“其他媒体都转了”来回避责任。这起典型反转事件中，如果媒体还把自己的脸当脸，应该在反转后会产生强烈的羞愧感。这个过程中，为公众提供真相与事实的媒体，扮演了一个纯粹的“蹲通报、转通报、删通报、再发新通报”的机器人角色，没有担当应有的角色，去核实，去采访，去给另一方表达的渠道，在平衡各方信源后再去发新闻，让从自身渠道推送出来的信息带着自己的专业痕迹，以对事实信息负责任、对每个当事人负责的姿态做新闻。 这个过程，很多媒体证明了自己的无足轻重，证明了自身在此种事务中作为一个机器人的存在感，成为这类通报的复读机，无能在通报外提供事实附加值，体现媒体与新闻的尊严。这种专业的尊严，一方面让公众有依赖，一方面让这种通报在被反转打脸的时候，能守住媒体和新闻的脸，而不是把脸凑上去一起挨打。 这不是偶然的个案，一个结构性缩影。诸多事务中，很多媒体都只扮演信息的二传三传四传手角色，只负责搬运，不负责核实，把通报当成绝对权威的唯一信源，失去了新闻捕猎、信息捕食、多元平衡的本能，“等通报、蹲通报、转通报”，围着通报转。有些事情，通报象征着一种权威，当然应该转发，但像阿丘这件事，过程中有太多疑点，相关机构也并没有权威性，媒体当然应该去核实，给另一方当事人表达的机会。可，齐刷刷的转通报，齐刷刷的标题，新闻的缺席，当事人只能借自媒体澄清，媒体的作用在哪里呢？媒体存在的意义何在？ 现在缺一个对“桂林文促会”的通报，还有媒体的道歉。事件反转，转的通报可以偷偷地删掉，互联网记忆可以篡改，但扪心自问，如果只以“蹲”和“转”的机器人姿态对待这类通报，不自己去核实，不给各方表达机会，新闻在哪里，拿什么让公众尊重和信赖媒体？媒体人小编化，转通报机器化，小编当道，新闻缺席，媒体蒙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