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27日，大寨的老槐树还没抽芽，陈永贵走了。 消息传到晋中果树研究所时，郭凤莲正蹲在苗圃里嫁接苹果枝。电话那头只说了一句“老陈走了”，她手里的刀就掉进了泥里。她没哭，把刀捡起来擦干净，把刚接好的苗一棵棵扶正、压土，然后才起身收拾行李。包里塞了两件换洗衣服、一条黑纱，还有一双在大寨穿旧了的布鞋。 从晋中到昔阳，倒了两趟长途车。车上人不多，她坐最后一排，看着窗外的太行山灰蒙蒙地往后滑。她想起1973年，26岁的她刚当上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指着虎头山的草图对她说：“这七沟八梁一面坡，得一代一代治下去。”后来他去了北京，当了副总理，回来还是穿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蹲在田埂上跟社员一起吃饭。 到昔阳已是下午。她买了三炷香，搭了一辆拉煤的拖拉机回村。煤灰扑了一脸，她没吭声。村口果然搭着灵棚——竹竿撑起塑料布，桌上摆着陈永贵穿蓝布褂子、站在虎头山上笑的照片，前面一盘馍、三杯酒，还有一把他从前的镢头，木柄磨得油亮，铁刃锈迹斑斑。梁便良蹲在棚角，哑着嗓子说：“老陈用这镢头刨了多少地，不能让他空手走。” 那一夜，没人通知，没人组织，四五十号人自己来了。有人带纸钱，有人端供菜，挤不进去的就蹲在路边。可第二天上午，县里来了个赵副主任，背对着照片，说灵棚“影响不好”，要拆。人群沉默着。 郭凤莲从石墩上站起来，走到灵棚中间。她问：“陈书记在大寨干了二十一年，你知道吗？狼窝掌怎么治的，白驼沟三十亩梯田怎么修的，冬天零下十几度他穿单衣挑土上山——这些事，中央有没有结论？”她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楚：“灵棚我们不拆。县里来人，我们按礼数接待；不来，也不求。” 赵副主任走了。灵棚没拆。接下来的几天，虎头山周围村子的人都来了，有昔阳县城的退休工人，有从河北赶来的，说当年学大寨时在大寨住过半个月。供桌上的馍换了几轮，香灰积了厚厚一层。 第五天早上，骨灰送上虎头山。梁便良抱着骨灰盒走在最前，郭凤莲捧着照片跟在后面，队伍蜿蜒了好几百米。墓碑是青石的，不大。填土时，郭凤莲抓起一把黄土撒下去，后面的人一个接一个上前，每人一把。几百把黄土，堆成了一座小小的丘。 下山时，太阳刚从东边山梁上升起来，把梯田的轮廓照得清清楚楚，一层一层，像大地刻出的年轮。那把镢头被郭凤莲扛回大队部，说：“以后谁家开荒，借去用。” 有些东西断了，有些东西还在长。地能活人，人也能活地。陈永贵把自己埋进了虎头山，可大寨人心里都清楚——他在每一层梯田的黄土里，在每一把镢头磨出的凹槽里，在每一个弯腰锄地的背影里，从来没离开过。 特别